原标题：二战愈演愈烈80年：残暴不是个体不道德，法西斯是现代性癌症作者|陈儒鹏作者|陈儒鹏战前“衰落与吞噬”一战后的世界步入了一段时间的间歇，然而，战时潜藏的社会对立与日渐式微的原有的权力抗衡，使得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秩序陷于了“情绪愈演愈烈”与“分流机制”的迷宫中。战争间歇时期蓬勃发展的自然科学、心理分析和文学浪潮，促成了现代派的奇迹之年（1922）。但在繁盛与疗愈的表象下，狙击着对不得而知的不安和对文明的惶恐——知识分子的文化资本，或许随着大萧条时期经济资本的瓦解而南北了倒闭。资本主义社会倚赖的“自我享有的个人主义”，陷于了无法维系的困境，而正是这种困境引起了集体的情绪、中性化的道德与极端的乌托邦政治。

TheMorbidAge：BritainandtheCrisisofCivilisation，1919-1939《病态时代：英国与文明危机，1919-1939》（2009），作者：RichardOvery（理查德·奥弗雷）正如奥登称之为他的时代为“情绪时代”那样，作为战后历史学人的奥弗雷在新的检视这个弥漫着情绪与危机的20年时，不由得深感了笼罩在电波、报纸与街角空气里的“病态”。这种病态不局限于现代性带给的大都市的紧绷。奥弗雷的“病态时代”与马克·里斯尔茨所指的“病态公共空间”或是“痛苦文化”更加相似。

集体的暴力、可预期的大规模死伤，甚至是对过往屠杀的记忆，超越了公共与私人的界限，每个公民只好环绕在由伤口、尸体和暴政的景观所包含的社会中心。他们因此陷于了与当权者的共谋。

奥弗雷将“病态”与斯宾格纳所刻画的“西方的衰败”联系一起。撑持西方现代文明的变革神话，在二战之前的二十年，在兴旺与衰落的交错之间被大大冲击。

尽管奥弗雷没能像萨缪尔·海恩斯那样，为30年代的“奥登一代”书写一部文化史，但他敏锐地捕捉到了知识分子的告终感觉，并展现出了“告终”这种情感的简单质地。人们对过往的文明生活的浪漫、英帝国的没落，以及一战之后弥漫着“反感、不安与自保”的社会氛围相互作用，促成着以汤因比与伦纳德·伍尔夫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新的检视旧有的帝国形式——罗马帝国与英帝国——让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学人们，探寻每一个经济个体在资本主义丧钟之下的非理性消费行为，同时也让弗吉尼亚·伍尔夫和T.S。艾略特派的文学作者们，在现代主义运动的晚期风格中，找寻呼唤公众的声音。

时代的情绪使得“残暴”、“围攻”、“衰落”等词沦为了当时出版界头条的常客。政府无法尽到维护民众、遏制战争的职责，而民众一方面必须强大的政治力量的相结合、另一方面又厌烦战争的屠杀，在这对立的逻辑中，知识分子理解了自己与时代的僵化、和平运动陷于了瓶颈与困苦。席卷欧洲的法西斯阴影只是文明癌变的造影，奥弗雷借诗人赫伯特·尼克尔森之口，传达了对现代文明的警告：“战争的间歇弥漫着徒劳无功与社会腐化，整个时代窒息而死于笼罩在日常生活的瘴气之中，令人想起的只有‘责任感的缺陷、吞噬的景象，还有通向解体的不归之路’。

”ModernismandFascism：TheSenseofaBeginningunderMussoliniandHitler，《现代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治下的初始感觉》（2007），作者：RogerGriffin（罗杰·格里芬）罗杰·格里芬在本书中分析了现代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这两种二十世纪的文化现象，而统一两者的逻辑乃是“法西斯主义的重生允诺”。这种重生允诺打破了现代性本身，从而更有了还包括庞德、叶芝和马里内蒂在内的现代派作者们。

现代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联合建构的全新元故事情节所促成的“初始感觉”与弗兰克·科莫德所称之为的“落幕感觉”并行不悖。这两种感觉都期望将现代生活从意义的恐慌与庸俗里解救出来，并建构新的或是世俗化的神话与故事情节。

先锋派与法西斯政权的意识形态想法，均为对现代性的“摒弃”。格里芬明确提出，对技术的沉迷于和对现代生活的抨击，造成战争与极权政体沦为了新的政治美学与政治宗教。格里芬在书中还区分了“启示性的现代主义者”与“计划性的现代主义者”：前者希冀在现代性的文化肌理深处探寻“突破”的有可能，在降神、舞蹈甚至是素食主义之中寻找神话般的统一秩序；而后者则期望将他们内心深处的“新的幻景、新的时间观感应到‘历史’荧幕之上，本源出有乌托邦式的政治体制以统管社会运作、对庸俗的堡垒发动反攻”。

两者的区别与协同，要求了以庞德为代表的同情法西斯的现代主义者们，不仅能与右翼政治运动指使，也能通过或是左派或是右派的政治话语，构建自我传达。对“突破”的渴求如若从文化精英的圈内的水出来，转入日常生活，那么艺术创造力也能享有吞噬的禀赋，甚至于沦落法西斯的出卖。

1922年，某种程度是现代主义运动的奇迹之年，也是墨索里尼的发迹良辰。战时“自燃的黑色鸽子在飞行中”在《闪电战的神话》中，安格斯·卡尔德这样叙述二战期间的社会不道德：“人们有一套反应机制——木然、忽然的不安、奇怪、最后安静地拒绝接受”。

如前文所述，战争打碎了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神话，每一个公民的能动性和政治判断力，在全民动员与煽动士气的社会氛围之下被巩固到淋漓尽致。战时制订与继续执行的政策，对公民社会展开了新的区分——如朱迪斯·巴特勒在《战争的框架》中所言，公共彰显的“脆弱性”要求了社会对特定个体不存在的接纳程度。犹太人、移民或是流动人口，沦为了危害社会平稳的脆弱不堪的个体。

他们在公众话语之中之后沦落被褫夺了人格的个体。对英国而言，这样的标签机制甚至伸延到对帝国边界的新的定义，战时海报之中兴起的帝国痕迹，让殖民时代的逻辑构建了回光返照，海报上的印度士兵、南非士兵和加拿大军队，是被接纳的、有一点拜祭的帝国子民。

但甫一宣战之后宣告中立的爱尔兰共和国，以及在伦敦街头时隐时现的爱尔兰共和军，则沦为了暮年帝国的溃疡。丘吉尔期望将这些懦弱的、往日的帝国公民从英国社会中免职，但他们如幽灵般的不存在，意味著战时的经历并无法被非常简单的生命政治的逻辑所总结。霍布斯鲍姆所称的“全球性的内战”，未因为敌我阵营的经常出现而落幕，忽略，战争给与出征各国的公民们的改革允诺与战争的残忍现实、甚至是对战败的不安与一成不变的反感，让这场30年代以降的“全球性内战”伸延到了战时。

然而，战时并非艺术的荒漠，恰恰相反，艺术家们冲破了国族神话、空袭警报与广播讯号包含的玻璃钟罩，他们仔细观察并尝试刻画生动的战时经历，那些爱欲与哀矜、吞噬与期望。WartimeBritain，1939-1945，《战时英国，1939-1945》（2004），作者：JulietGardiner（朱丽叶·特迪纳）朱丽叶·特迪纳的二战史，是自安格斯·卡尔德的《闪电战的神话》与保罗·艾迪逊的《通向1945》之后，又一部实地考察英国在1940-1944年期间社会肌理与民众微观生活的著作，正如特迪纳在书的尾声中所言，“本书目的刻画战时私人与公共生活的一团乱麻”。特迪纳顺利地解构了丘吉尔所生产的“最差的时代”的国族神话，并以详实的史料非常丰富了对战时群众生活——她对“大撤走”和博物馆与教堂着墨颇多——由此为历史彰显了无法忘怀的情感底色，与同时期的乔安娜·伯克所著的《不安：一部文化史》（2005）一道，为历史研究的“情绪改向”饶有增益。特迪纳对英国国民的亲身经历与情绪底色的刻画，使得上文所述的“麻木、不安、奇怪与安静拒绝接受”的反应机制，不仅独特地同构在民众的不道德之中，同时也让其以求呈现出战时英国的社会分化。

然而，特迪纳内敛不会过分倚赖事实，在史料分析上不会陷于无从下手的地步。二战时期的英国社会，正如J.B。普雷斯特利在1934年所明确提出的“三种英格兰”那样，正处于自我理解的模糊不清时期：旧有的“幸福的英格兰”、“工业革命的英格兰”和当下的“新英格兰”三者并改置。

对本国地位的模糊不清理解，促成凯恩斯、艾略特、E.M。福斯特以及伍尔夫夫妇等现代派知识分子们，将视点从伦敦大都会与国际政府移往到英国本土。约书亚·埃斯蒂在《塌缩的岛屿》一书中称之为这种视点的移往为“岛屿改向”。

所有的英国国民在对战后社会的期待中，莫不对英国性、自由主义与战争，以及战后英国文化的延续形式和在全球市场所扮演着的地位展开了分析和演译。有一点注目的是，特迪纳在书中专列一章以分析战时英爱关系。

贝尔法斯特、都柏林和伦敦三者间的权力抗衡，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宗教纷争，以及英国殖民时期遗留的对立与忧虑使得本章的内容最为错综复杂。当前，英国干欧形势将北爱尔兰关系又一次推上了时局的中心，特迪纳对二战时期两国关系的分析不仅给与当前形势以镜鉴，同时也引导了当代英国研究的“群岛改向”：英国性某种程度是英格兰唱主角的舞台，更加牵涉到英伦三岛之间在历史上的棚顶、分化与让步。TheLove-CharmofBombs：RestlessLivesintheSecondWorldWar，《炸弹的爱欲魅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躁动不安的生命》（2013），作者：LaraFeigel（拉腊·费格尔）费格尔虽然并非科班出身的历史学人，但不同于注重理论的文学评论家，她企图关联文学史和战时英国的社会环境。

她的史料集中于五位活跃于当时文坛的作者——伊丽莎白·鲍恩、亨利·约克、格雷厄姆·格林、希尔德·施皮尔与罗斯·麦考利——特别是在是他们的私人档案。尽管史料集中于文人，费格尔笔下的知识分子们并非前文所述的“精神破产者”，恰恰相反，战时的社会市场需求彰显了这些文人墨客各自的角色：从英国情报部门派往爱尔兰的秘密人员鲍恩，到自维也纳流亡海外而来的施皮尔；从甄选出征而未能如愿的格林，到在伦敦街头穿越的救护车司机麦考利和消防队员约克。他们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在战争中被无限增大。

然而，费格尔谈到的“躁动不安”某种程度是战争对人员的全体动员，更加专门指称到战争时期的爱欲。吉尔·普兰在同一时期编写的《1940年代的文学》中，亦专辟一章以刻画战争时期的性欲、国家对性欲的规训和性欲背后显露的文明的阴影。

战火与爱欲，就如T.S。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中所言，“炼火的烈焰是玫瑰”。亨利·约克在《窘境》中的类似于传达，将玫瑰意象所反映的爱欲和近似于强迫性的意义建构曝露在战争的炼火中，爱欲所带给的片刻的恳求，在意义的吞噬面前变得脆弱不堪。

同时，与战时国族神话迥然不同，战争时期的爱欲经常被定义为道德的沦亡，寻欢作乐的男女往往被视为间谍或是懦弱的士兵。这些作者们通过文学形式呈现的躁动不安、错综莫法特，甚至畸形变形的爱欲，某种程度是对个人生活的刻画，也是对战时社会的广泛情绪的展现出。战争映射到了文本中对爱欲的传达，让性欲本身沦为了后遗症的某种回音。不仅如此，费格尔对施皮尔与鲍恩的实地考察，让本书需要涵盖更加辽阔的地理范围，从而将爱欲与情绪带给的“错置感觉”，感应到战时的难民与爱尔兰问题上。

EspionageandExile：FascismandAnti-FascisminBritishSpyFictionandFilm，《间谍与流亡者：英国间谍小说和电影中的法西斯主义与鼓吹法西斯主义》（2016），作者：PhyllisLassner（菲利斯·拉斯纳）菲利斯·拉斯拉对二战时期的英语文学的注目是全方位的，在此前的作品中，她主要注目被忽视的女性作者和并未被充份留意的英国犹太人的经历。而本书的落脚点，间谍与流亡者，则集中体现了战争中的“错置感觉”。

拉斯拉在开篇即明确提出：“流亡海外是战时个体身份与不存在的广泛政治状态”。这种流亡海外将间谍与难民连接起来，呈现了不同于泾渭分明的敌我之别的流动的社会包含。

同时，作为广泛政治状态的流亡海外，也让二战时期的间谍小说需要通过对间谍，特别是在是无意间接踵而来国际浪潮的业余间谍的刻画，以构建对战时社会的“批判性插手”。旅客、间谍和难民之间的身份长条，以及在国际时局中似乎的个体判断力，包含了拉斯拉的分析重点。拉斯拉在这些丧失方向的“间谍”身上，看见的是如埃里克·米斯纳这样的间谍小说作者们对英国30年代的绥靖政策与置身事外态度的不满。

作为岛屿的英国无法独善其身，内部社会错综复杂的间谍网络，以及其派出至世界各地的秘密情报人员，要求了民族国家的概念在边界穿越和护照作伪的尝试中被大大解构、挤压意义。拉斯拉对女性间谍小说家与犹太人经历的注目，为本书流经了十分生动的血液。战时的“厌女症”，让女性间谍的不存在变得难能可贵，不同于刻板的魅惑或是邪恶女性的形象，女性间谍小说家们在作品中呈现出了中产阶级女性参予战争、接踵而来欧洲政局的主动尝试。不同于康拉德和米斯纳小说中不得不的间谍不道德，女性间谍的主动性及其游刃有余，不仅嘲讽了父权社会下的战争机器，也再次批评了英国的所谓“免疫系统”。

同时，几位作者对犹太人的注目，使得英国的伦理污点被更进一步缩放。如果“错置”是战时广泛的情感体验，那么英国绅士们没能尽到的道德责任，只不会反作用于他们的特权。犹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幕间》中记载的某个声音，广泛的“流亡海外”大大警告着英国人时移世易，“那么犹太人呢？那些难民呢？那些和我们一样，却要在这里新的打开生活的人呢？”战后“我无法之后；我仍要之后”萨缪尔·贝克特在《终局》中写道了一个“尸体简化的世界”。

很似乎在战后社会，尸体仍然意味着是肉体的不存在，堪称一种经历、一种蔓延到世界范围的疾病，贝克特在维希法国时期的逃往，与战后期望创建爱尔兰-法国牵头办理的医院的告终尝试，让人道主义以及人权的话语变得更加看起来一个虚幻的空中楼阁。战争完结了，但有所不同往昔，人们处置的某种程度是战场上的尸体、遗产的归属于，这次战争让现代文明完全坠入了丧生的谷底。一个尸体简化的世界，也许有一些鲜甜的味道，但这种嗅觉冲击堵塞了空气。原有欧洲完全落幕了，原本象征物秩序的帝国跑到了终局和后殖民时代的悲伤。

在《战后欧洲史》的开篇，托尼·朱特记录了维也纳的两个迥然不同的火车站，“西站繁盛而充满活力，商人和度假者攀上纹路的现代快车去慕尼黑、苏黎世或巴黎；南站则阴森而没什么吸引力，就是指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驶向的可怕原有火车里下来的生活拮据的外国人捕食的破旧、干净粪、还有点严峻气氛的地方。”这幅素描也是战后欧洲、甚至是世界的形象，凯恩斯主义下的高速兴旺，却在世界大战的氛围以及各国内部的重重对立里变得不堪重负。各国之间的孤立无援完结了，但全球化的愿景知道让世界南北了重生吗？国际法庭的审判，知道让法律跟上了人的经历吗？正义与所谓即将来临的民主，知道在来临的路上吗？TheJudicialImagination：WritingafterNuremberg，《正义想象：纽伦堡之后的书写》（2011），作者：LyndseyStonebridge（林赛·斯通布里奇）二战之后，国际审判沦为各国对正义表达意见以及利益分配的首要形式，然而，纽伦堡和艾希曼的审判本身无法为人们获取正义的标尺。

斯通布里奇分析了汉娜·阿伦特、丽贝卡·韦斯特和缪丽尔·斯帕克对两次审判的记载，从而在完全是最后一场英美两国的世界性修辞之中，找寻战后的人对人本身、对纳粹屠杀，以及对正义的标尺刻画。阿伦特等人对现有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必要挂勾的批评，要求了“正义政治”无法在现行的政治体系下构建。只有在废墟之中修复起“正义的都市”，才能构建对证词和见证者的充份对此、对后遗症的身旁与亲眼，从而在意义几乎失去的危局中取得一线生机，落幕伤痛与残暴。

无论是阿伦特的“肤浅之凶”，还是韦斯特的闹剧般的纽伦堡，都将战后审判中法庭上的高谈阔论、原告、程式，甚至是裁决本身的缺陷与苍白暴露无遗。正义往往是一个过分匆忙的结论，而法律所提倡的“必也正名乎”在一定程度上，特别是在是在大屠杀这样无以触碰的灾难面前，让正义的意义变得模糊不清而黯淡。正义不仅在法庭上变得黯淡，在难民的日常生活和权力缺陷中也分外不得已。

伊丽莎白·鲍恩的《伊娃·特拉特》（EvaTrout）对堵塞与无家可归的人的想象落幕了十九世纪以来的茁壮小说的传统。纳粹时代的终局未让人返回可以群居的内心世界，忽略，鲍恩在书写的耻辱中思维着如何通过虚构的形式让想象的正义沦为有可能、让变形残疾的人性需要获得亲眼与体验。

“后遗症”和“正义”沦为了战后的两大主题，但这些无法触碰、或是在同情的氛围里无法以求分流的谜题要求了法律的言语早已很难跟上经历的步伐。只有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甚至体验每个人和他周遭的人所接踵而来的屠杀、流亡海外与伤痛，才能让正义走上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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